专访|《潍县乐道院女教士的中国琐忆》译者：带着尊重与共情的心回望阮芝仪眼中的潍县历史

2020年12月12日，由美国女教师马乔里•兰金•斯特尔特著；潍坊当地一位孙珉先生翻译并印制完成的《中国琐忆》（中文译著名为《潍县乐道院女教士的中国琐忆（征求意见稿））捐赠入藏潍坊市图书馆以及奎文、坊子、安丘、临朐等公共图书馆。

《中国琐忆》的英文名为《Broken bits of old China》，作者是马乔里·兰金（Marjorie Rankin Steurt），中文名字阮芝仪。她先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与博士学位，1912年受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委派来中国，她曾任教职于潍县乐道院文美女中，并一度担任其校长。这本书写于1972年，以自传体形式记录其在潍县执教期间见闻，其中记录保存了包括安丘、坊子、临朐、济宁、泰山、青岛、芝罘等山东部分地区旧时代社会风貌，为难得之百年前旧中国风俗画卷。

译者并非基督徒，但是这本书的地方文献价值在他看来值得重视。在该书简介中说到：“与那些宏大叙事不同，这种西方人以第一视角所作的记录极为真实有趣，透过行文中带有些许偏见和同情的旁观，我们得以真切体会旧时代里中国尤其是山东潍县地区的社会风貌，尽管其中所呈现的那些细节真实可能会让后世的我们感到愕然和羞惭。”

可以说，这些记录的内容，正是我们的先人们不会略着笔墨的那些，读之有助于我们更加真切的感知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过往。该书为难得的百多年前旧中国风俗画卷，是记录民国时期潍坊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潍县乐道院女教士的中国琐忆（征求意见稿）》捐赠入藏潍坊公共图书馆，将为学者研究探讨潍坊地区民国时期历史、传统和风俗等提供重要参考文献。

这本《中国锁忆》翻译作者是孙珉，作为潍坊人的他，有对潍坊的文化和历史的热爱。他想通过挖掘、收集和整理潍坊历史的文献，最终可以希望帮助有需要的人更好的认识潍坊。

日前，有幸邀请这位翻译作者孙珉，在线上分享了他翻译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和心得体会。

问：您觉得《中国锁忆》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答：《中国琐忆》首先是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书，体量并不大，总共26小节，翻译为中文大约7万字左右。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度推测它是由作者截取自己的日记整理而成的，因为其中记录的那些细节太生动，太真实，实在不像是60年之后的凭记忆能够写出来的（出版这本书的时是1973年，而记录的内容是发生在1912年至1917年）。后来，我看到出版这本书的托马斯•纳尔逊出版公司的介绍，说这本书是基于阮芝仪女士写给父亲的书信而成的，才恍然大悟那些生动和真实的原因。原来这本书的文字，其实就是脱胎于“当时当刻”的记录。

阮芝仪女士（Marjorie Rankin Steurt）首先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本身具有教育学的学业背景。1888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她先是获得了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又译曼荷莲文理学院）的学士学位，又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1912年，阮芝仪受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委派来华，最初任教职于潍县乐道院，并曾一度至沂州府（今临沂）任教。1926年至1927年，她执教于齐鲁大学英语系。返回美国后，阮芝仪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求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1929年，受张伯苓所邀再次来到中国，出任南开小学实验导师，三年后辞职返美。1934年至1937年，在美国新泽西州西朗布兰奇担任蒙茅斯初级学院的心理学系主任和学监。

在大萧条时期，她经营过一家加油站；在二战期间，她获得工程证书，为莱特航空公司（Wright Aeronautical Corporation）从事飞机发动机实验工作。她的人生履历还是非常丰富的。

在书中，阮芝仪女士记录了自己在山东潍县工作时的第一个五年（1912年至1917年）里，作为教会教师的她，自己经历的若干生活场景和片段。很明显，她选取的都是她自己认为最精华的部分。跟其他的传教士作者一样，她也把这种经历当作为一种冒险。而这种冒险精神，恰恰是阮芝仪女士性格中的特有部分，纵观她的生平，我们会发现，她除了是一个教育者、一个工程师，她还是一位热衷于探险的旅行家。

对于她在山东潍县的这段经历，她自己说：“（我）虽为长老会派往中国的，但我从不曾自称传教士，我宁愿认可自己是一位在中国经历了不同寻常冒险的教师。”

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她这本书首先是出版给美国的读者来看的。在出版这本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所有那些古老生动的情景都已不复存在，它们所属的旧中国亦已成为历史。然而，在现代中国人的身上，还仍然承负着多个世纪以来那些传统的影响和压力。我希望通过这些简略琐碎的片段，让读者大致了解古老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明，进而有助于美国人更加了解现代中国。”

到今天，我们发现了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她所记录的那些完全属于民众自己的情景，“他们的婚礼和葬礼、他们的赞美和偏见、他们维护面子的手法、他们的贫困及日常生活...这些或令人心酸、或让人捧腹的各式生活片段，都通过这位富有同情之心的西方观察者的视角，略显幽默地呈现了出来。”。

问：您翻译这本书的一个初衷是什么？

答：作为一个挖掘和整理地方文献的志愿者，翻译这本书的初衷跟整理其他地方文献的初衷是一样的——我把它称之为“本源”问题。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或早或晚，或多或少，总会忍不住去探究一个“本源”的问题。往深层次一点，表现为对生命的追问：我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要探究出点眉目来是非常困难的。

比较表面的一点的，会思考我的存在与这块地域、这方土地的历史存在的关联：我想知道一些，我出生、成长或者暂居过的这方土地上，曾经有过怎样的人？发生过怎样的事？时间是曾经，地点是这里，人物是他们，事件就是历史。想多知道一些，文献就尤其重要，但地方文献终究不同于那些名家名作，存世量少，知晓度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被动选择，它们最终很可能再也难以找到。所以，从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阮芝仪女士的这本书。与那些宏大叙事不同，这种西方人以第一视角所作的记录极为真实有趣，我们从中得以真切体会旧时代里中国尤其是山东潍县地区的社会风貌，尽管其中所呈现的那些细节真实可能会让后世的我们感到愕然和羞惭，而这种角度和细节，却是我读过的其他国人著述里不可能会提及的。

问：您希望《中国琐忆》给今天的读者带来怎样一种收获和启发？

答：除了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些历史的真实以外，我希望读者能够收获一种“尊重”和“同情”的历史观。“同情”不是怜悯意义上的那层意思，而是指能够有一种“共情”的能力。

在阮芝仪女士的记录中，她的笔触是客观的，保持了一种客观的“尊重”和“同情”，她在书中虽然也描述了一些落后和陋习，如此种种，但看不到轻蔑和鄙夷，而是带着一种共情去理解他人的困境。我由此联想到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中表达过的，我们对于历史要秉持一种“温情和敬意”的态度。

站在历史的高点，批评总是来的特别容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体味历史人物欢乐和痛苦，还是应该努力让自己回到“历史现场”去感知共情。如果缺少尊重和共情的历史观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陷入到非黑即白的二元论之中去，而这并不是我们阅读历史的意义所在。

《中国琐忆》所呈现出来的正是这么一种层级差异之下的尊重和共情。自美国而来阮芝仪女士，用她视角观察潍县乃至中国，这是一种空间上的层级差异。我们的读者现在已经站在21世纪的20年代，回望20世纪早期的潍县和中国，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层级的差异。处于时间点较高维度的读者们，是否会跟居于空间高维度的阮芝仪女士一样能够保持一种尊重，一种共情的能力呢？我想，这是我们这些读者首先要思考的。

问：当时的传教士在潍坊的生活最大的困难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答： 为潍县乐道院服务的外籍人员，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不可谓不大，在阮芝仪女士的这本书里亦有所提及，主要有语言问题、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医疗条件的差异，另外就是与地方人士的矛盾，诸如此类，都需要一一克服的。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为郭显德所写的传记，以《掘地深耕》为书名。这四个字，我也是深以为然，应该说深刻的表达了一种面对困难的勇气。

问：您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看待起初那些传教士通过在乐道院的服务所留下的历史的贡献和价值？您觉得我们今天如何去看待这些贡献呢？

答：在这本书里，并未涉及建设与发展的宏观内容，只是刻画一些小的细节，关于教育，关于医疗等等。但以我对于潍县乐道院的历史的了解来看，乐道院最终形成发展格局是教会、学校、医院三位一体的。

从1883年狄乐播和良约翰等人创建潍县乐道院，建成了教士住宅；至1884年建成了教堂和学校；后来又陆续开展一些医疗方面的工作，至1889年建立了狄乐播纪念医院。我们注意到，各类设施的建设顺序，在满足了居住需要之后，紧跟其上的就是教堂，然后是学校，因为狄乐播也认识到：欲兴旺教会，非创办学堂不可。

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传教士自身的医疗问题也显现了出来，良约翰牧师和狄乐播博士的夫人先后因病去世。作为传教士与居民连接的另一条纽带，医疗工作的地位也逐渐凸显。于是，狄乐播又从美国招募有医学教育背景的传教士前来，创办了医院。

由此，潍县乐道院的三大功能：教会、学校、医院，体系建立起来，并一直延续了下来。从对于社会发展进程来说，尽管教育和医疗功能是围绕传教工作服务的，但客观上是促进了区域现代教育和医疗的发展进程的。

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关注乐道院发展史的过程中，从研究角度的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作为教会研究者，会以教会的发展为核心去加以关注。而作为我们这些地方历史文化的关注者来说，传教士们在乐道院乃至潍县的经历给我们回望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们的记录，对位于我们还原曾经的历史，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对于他们，我们还是应该秉持一种客观的立场去理解和评价，就如同阮芝仪女士是带着一种尊重和同情的眼光来看待异域风俗人情一样，我们也应该带着一种尊重和共情的眼光，去理解异国教士们对于宗教传播的努力，对于一地社会文明的推进所做出的客观奉献。